作为武汉大学生物研究所的“大脑”,所长始终以突破生命科学难题为己任。他带领团队在基因编辑、细胞再生等领域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,其关于植物抗逆机制的研究被《自然》杂志评价为“重新定义了干旱生态系统的研究框架”。在CRISPR技术热潮中,他冷静提出“精准度与必须同步进化”的警示,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全局视野。
他把实验室比作“交响乐团”,每位研究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演奏者。通过独创的“阶梯式导师制”,让博士生与院士同桌研讨,打破了传统层级壁垒。2023年研究所发表的82篇SCI论文中,有45篇作者栏出现了跨课题组联合署名,这种“知识共享生态”使年轻学者三年内获得国家杰青的数量翻了两番。
“试管里的发现必须在大地上生长”,这是所长常挂嘴边的箴言。他主导的水稻耐盐碱项目,在黄河流域盐碱地实现亩产突破600公斤,农民们称那些金黄的稻穗为“科技稻”。疫情期间,他紧急组建团队开发的快速检测试剂盒,通过冷链车与无人机配送到偏远山区,让科研成果真正成为护佑生命的盾牌。
在国际基因组计划会议上,所长用流利的法语纠正了某物种的拉丁文命名错误,这段视频在海外学术圈播放超百万次。他主导的“一带一路”生物多样性联合实验室,汇聚了17国科研力量,像一位智慧的交响乐指挥,让不同肤色的科学家共同破解青藏高原微生物的进化密码。
面对千万级科研经费,他坚持在财务报告签字栏手写“人民血汗,分文必慎”。某次实验楼断电事故中,58岁的他带着学生摸黑抢救样本,手机灯光连成的星河成为研究所口耳相传的精神图腾。在毕业典礼上,他把自己的院士勋章别在盲人研究生胸前:“科学的光,本应照亮所有探索者的眼睛。”
当全球生物安全实验室争相布局合成生物学时,所长却将目光投向神农架的苔藓群落。他主持建设的“微观地球”数据库,收录了35万份中国特有物种基因样本,如同为地球生命备份了“数字诺亚方舟”。在最新战略规划中,“AI+生物”的跨界研究被标注为红色重点——这不仅是个路线图,更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中国式答案。
这位始终穿着老式中山装行走在实验室的领路人,用四十载春秋诠释了何为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。从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到纵横国际的学术舞台,他让武汉大学生物研究所的铭牌,既镌刻着探索生命本质的纯粹,又闪耀着科技报国的赤诚。当晨光再次洒向珞珈山时,所长办公室那盏常明的台灯,依然在等待下一个未知的黎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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