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汉大学生物系创始人

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科学界如一片亟待开垦的荒野，而在这片土地上，一群学者以知识与热忱为犁铧，耕耘出一片生机。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诞生，便与这样一位拓荒者紧密相连——他不仅是现代生物学教育的奠基人，更是一位将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学术传统相融合的智者。他的名字或许被岁月淡去棱角，但他亲手种下的学术基因，至今仍在珞珈山的实验室与课堂中蓬勃生长。

拓荒者：从零搭建学科框架

1928年的武汉大学还被称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，校园里连一间像样的生物实验室都未曾设立。创始人初到珞珈山时，手提箱中装着他在欧洲求学时记录的实验手册，口袋里揣着一份手写的学科规划书。他像一位建筑师，用三年时间搭建起中国最早的现代生物学课程体系：从显微镜操作规范到野外考察方*，从细胞学讲义到遗传学实验手册，每一块砖石都刻着严谨的烙印。当时有学生回忆："先生总说，实验室的灯光要比星空更亮，因为这里要照见生命的本质。

播种人：培育学术与人格并重的火种

他坚信"育人如育苗"，在每周六的茶话会上，青花瓷杯里泡开的不仅是龙井茶香，还有对达尔文进化论与庄周自然观的思辨。有位1935级学生曾在日记中写道："先生让我们解剖蝗虫，却先带我们在麦田里观察它们如何跳跃。他说，失去敬畏的科研就像没有根的浮萍。"这种将人文关怀注入科学教育的理念，使得早期毕业生中既有发现长江流域新物种的学者，也有在战火中保护标本馆的守护者。

架桥者：连结东方智慧与西方科学

当西方生物学界热衷讨论孟德尔定律时，他却在《科学》杂志发表《<齐民要术>中的生态智慧》，将北魏农书中的轮作制与现代生态学原理对照研究。在1937年的国际生物学大会上，他展示的《本草纲目植物图谱考释》引得各国学者驻足，有人惊叹："原来你们五百年前就有了植物分类学！"这座横跨东西方的学术之桥，至今仍在武大生命科学院的比较生物学研究中延续。

守护者：战火中的科学火种

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，生物系的显微镜被拆分成零件藏进腌菜坛，标本瓶埋入院墙下的酒窖。创始人带着师生辗转四川乐山，在古庙里继续果蝇遗传实验，用竹筒制作简易培养皿。当敌机掠过时，他总把最重要的文献箱抱在怀里，笑称这是"移动的种子库"。这段历史后来化作武大生物系的系训："根脉不断，自有参天之时。

（总结）

从荒草丛生的山坡到亚洲顶尖的生命科学实验室，武汉大学生物系的百年历程印证着创始人的远见：科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，更是文明火种的传递。那些在茶香中讨论的哲学命题、在古书里挖掘的科学密码、在战火里守护的实验数据，早已融入武大人的学术基因。当我们今天在冷冻电镜下观察蛋白质结构时，那些泛黄的实验手册依然在提醒：真正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扎根在对生命最深沉的敬畏之中。